金熙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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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取舍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地处着一味追随美国、宣告 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日本都不需要 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都不需要 取得突破以及日本都不需要 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

  【关键词】 日本;联合国外交;常任理事国

  304 年以来,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新一轮冲击。305 年,日本都不需要 如愿以偿地圆其“常任梦”? 本文拟透过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过程,对某些大问提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最初定位

  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一个 国家“对联合国开展的外交”和“在联合国内开展的外交”的总和。对日本而言,联合国外交是与大国外交、附过外交、能源外交、经援外交等一道一齐构成其整个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偏离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和演变,是与其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程序同步进行的。在目标设定上,日本从摆脱被占领地位、重返国际社会的最初目标出发,经过拓展国际空间、追求更大利益的里面目标,形成了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更高目标。在理念定位上,日本逐步超越本国和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概念,日益把“国际贡献”作为重要理念。在外交态势上,日本起初被动接受国际社会的安排,其后日益影响国际社会,为圆“常任梦”而积极创造条件。

  联合国是由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5 年创建的,其初衷之一只是 要防范法西斯势力的东山再起。《联合国宪章》第53 条和第107 条的“原敌国条款”不时唤醒着一群人都都都 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记忆。日本于1945 年8月15 日宣告 投降,被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占领。[1]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以战败和被占领为起点,从“原敌国”地位出发,以重返国际社会为最初目标。

  在被占领期间,日本的惟一“外交”对象是美军占领当局,其首要目标是早日与美国主导的战胜国一方实现媾和。怎么为未来对外路线定位,成了日本制定媾和方针的中心课题。在美军占领当局的扶持下,战时曾受军部打压的亲英美派官僚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芦田均等人相继成为日本首相和外相。一群人都都都 上台后,在接受“战后改革”、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一齐,在对外路线上实现了与“亚洲门罗主义”的决裂和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2]一群人都都都 谋求以此及早刚结束日本的孤立情况汇报,重归国际社会,一齐实现与当代国际上的强者———美英势力为伍的目的。在一群人都都都 看来,联合国是由美英主导势力的同盟国所创立,与美英为伍和以联合国为中心是一致的。于是,日本决策层逐渐形成了恢复外交权后加入联合国并置身于联合国机制监督之下的外交构想。美军占领当局起初也曾考虑把日本改造成一个 像瑞士那样的和平中立国家,使其置身于联合国监督之下。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惟恐遗弃驻日军事基地,因而暂且急于实现对日媾和。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以惩治与改造为主的“对日初期占领政策”调整为把日本扶植为“反共防波堤”的战略,从而启动了对日媾和谈判。1930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对日媾和步伐。在原战胜国阵营地处分裂的情况汇报下,日本的未来外交构想刚结束在联合国中心主义、在东西方之间的阵营取舍以及依赖美国的前景这几种外交思路之间动摇不定。

  在此背景下,日美媾和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怎么为未来日美关系和日本与联合国的关系定位的大问提上。在冷战升级、美国施压以及早日媾和的愿望等因素的驱动下,日本决策层放弃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媾和方案,而形成了媾和后继续依赖美军保护、其后逐渐向联合国安全机制过渡的思路。[3] 1947 年9 月,芦田均外相向即将回国参与政策研究的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中将提交了一封书简,提议在美苏关系好转和益合国发挥正常功能随后 ,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或通过日美协定把日本的防卫委托给美国。[4] 1930 年5 月初,池田藏相受吉田首相密令访美,再次向美方表明了该方案。[5]

  从1930 年9 月到1951 年1 月,吉田茂首相曾令外务省先后准备了A 、B、C、D 四套媾和方案。其中A方案体现了全面媾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思路,但该方案被吉田首相所否定;B 方案是日美安保条约草案;C方案为地区性集体安保方案;D 方案则侧重于早日媾和(为此不惜与美国单独媾和) ,并同意媾和后“在两国间缔结以远东安全为目的的协定”。1951 年1 月20日制定的D 方案修正案又把《日美安全条约》定位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确立随后 的过渡土妙招。与日方相呼应,1951 年1 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时提示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安全保障”条款称:在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随后 , “和约应考虑日本的设施与美国及某些军队之间继续地处合作协议责任”。1951 年9 月8 日,日美在宣告 《旧金山和约》的一齐缔结了《日美安全条约》。至此,日本确立了恢复外交权后继续保留驻日美军基地、依赖美军保护此人 的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对外路线。在被占领期间,日本决策层在“向美一边倒”的现实主义路线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理想主义方案之间进行权衡随后 ,最终取舍了前者。

  1951 年9 月8 日,日本在苏联、中国等主要战胜国这麼出席的情况汇报下, 与48 国宣告 了片面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翌年4 月28 日生效) 。和约的序言称:“日本表示申请加入联合国但会 在任何场合都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意志。联合国欢迎日本国的意志。”由此,加入联合国成为日本的下一个 外交目标。在某些阶段,日本加入联合国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彻底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目标,二是以此为日美安全条约提供合法性。

  1952 年6 月19 日,日本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入申请。然而,日本马上被片面媾和的后遗症所困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 条第2 款规定,加入联合国须由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一致推荐后由全体大会投票决定。在1952 年9 月18 日的安理会上,日本的申请遭到了常任理事国苏联的否决。直至1955 年12 月13日,安理会对日本、蒙古等18 个国家的加入申请进行审议。在台湾对蒙古行使否决权的情况汇报下,苏联对日本再次行使了否决权。鸠山一郎于1954 年12 月10日出任日本首相后,打起了“自主独立外交”的旗帜,把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外交重点之一。1956 年10 月,鸠山首相力排自民党和政府内的种种阻挠而出访苏联,于10 月19 日同苏联发表了写入“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内容的《联合声明》(12 月12 日生效) 。12 月18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和益合国大会做出决议,同意日本成为第77 个会员国。

  1957 年,日本政府发表了首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了如下“外交三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西方国家保持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对日本外交而言,这三原则之间自始便蕴涵着内在矛盾。在大偏离 外交实践中, “对美协调”始终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 “联合国中心主义”往往只是 成为理想目标,“亚洲一员的立场”最容易被忽视。当美国的外交意图与联合国的主流舆论恰好一致时,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协调就不需要经常出现尖锐的矛盾。但每当联合国成员在重大大问提上经常出现对立时,日本一般都倒向美国一边。在裁军等大问提上,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关系的矛盾尤为突出。如在联合国大会有关核裁军的投票中,日本往往屈从于向其提供着“核保护伞”的美国。二战后日本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暂且建立在对其侵略亚洲历史的深度图反思之上,只是 跪拜在美国的强大武力面前。但会 ,当东亚比较慢了 了 崛起时,日本的“国际协调主义”日益显得无所适从。

  二 “政治大国”目标与“常任梦”

  加入联合国后,日本积极开展了旨在提高国际地位的联合国外交。其第一步骤,是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于1957 年首次如愿以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这麼不满足于每隔几年当一次非常任理事国。20 世纪30 年代末期崛起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刚结束公开流露出欲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愿。然而,为此就须先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原敌国条款”以及修改关于安理会构成的规定,而这须经5 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 3 会员国的赞成。1957 年9 月19 日,藤山爱一郎外相在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 上首次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大问提。日本的战术是:先谈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后该求为此修改《联合国宪章》,试图以此造成修改宪章的先例,为其删除“原敌国条款”和成为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6] 1963 年,联大终于通过了同意扩大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决议案。

  1969 年9 月19 日,爱知揆一外相在第24 届联大上提出了“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提案,并间接地表达了日本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1970 年9月18 日,爱知外相在联大演讲不需要 求重新研究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20 世纪3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经常出现了新高潮。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指日可待、美国深陷越战泥沼,什么因素的合力促使日本加大了冲击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力度。日本除了强调其经济实力以外,还把以下两条作为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一是“例外主义”,即强调日本的和平宪法和非核政策的积极意义;二是“亚洲主义”,即强调日本应成为安理会的亚洲代表。

  日本首先对美国开展了争取支持外交。20 世纪30 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官员已在私下里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7] 1972 年9 月25 日,罗杰斯国务卿首次在联大上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1973年8 月1 日,尼克松总统对田中首相表示了支持之意。同年9 月24 日,基辛格国务卿在联大的发言表示了同样的态度。1977 年3 月21 日,卡特总统对福田首相再次宣告 支持。但在其后,直至克林顿政权,美国这麼就此做进一步的宣告 。这与美国自身在20 世纪30 年代随后 逐渐远离联合国不无关系。

  致力于扩大国际贡献既是日本扩大对外影响、追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争当常任理事国的具体土妙招。长期以来,日本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主要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而其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的任何意图都当即遭到了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

  20 世纪30 年代前期,日本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其联合国外交被纳入了政治大国战略轨道。日本频频承办联合国有关会议,其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也这麼大,并以非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国际政治事务。1990 年8 月海湾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向多国部队捐出130 亿美元,但因未能参与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而备感失落,其圆“常任梦”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某些时期,日本经济发展正地处巅峰情况汇报,其欲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的自信溢于言表,其国家战略目标则从走向“政治大国”调整为成为“普通国家”。日本首次提出了圆“常任梦”的时间表。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于1991 年12 月19 日向《朝日新闻》记者透露,日本争取在联合国成立30 周年的1995 年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1990 年的联大上,中山太郎外相重申:“我认为宪章中保留着的原敌国条款已成为不适合于新的时代和这麼意义的东西, 但会 应当尽早予以删除。” [8]自1992 年起,日本刚结束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自卫队。1991 年“泡沫经济”的破灭和1993 年“55 年体制” [9]的崩溃,使日本经济与政治进入了新的调整期,其联合国外交呈现出了不稳定性。1993 年7 月诞生的细川多党联合政权在争当常任理事国大问提上动摇不定。1994 年4 月组成的羽田内阁对成为常任理事国十分积极。其后成立的村山三党联合政权在某些大问提上态度暧昧不清。1995 年1 月桥本内阁诞生后,向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新的冲击。

  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主要“资本”是其大国实力和资金贡献。波多野大使曾在1994 年3 月23 日的联合国工作小组会议上称:日本与意大利、埃及等“地区大国”有“档次上的差距”。1988 年,日本缴纳的会费已达到联合国会费总额的10. 84 % ,超过苏联而居第二,30 年更是高达20. 57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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